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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饱经战火蹂躏的德国正是如此。彼时，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工业设施化为废墟，全国几乎所有物资都面临严重短缺：粮食、武器、弹药、燃料与车辆无一不缺。唯一的，是德国人心中的绝望，以及寻找办法扭转战局的迫切渴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非常规且临时拼凑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本质上，它就是一辆普通自行车，加装了可固定两具
由于德军战线过长，人力、物资等资源极度匮乏，小胡子及其领导层决定动员少年与老人，组建临时军事编队“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其中还包括“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成员。这些编队需配备武器装备，负责保卫德国城市及防御工事。
为对抗敌军装甲部队，德军组建了小型机动反坦克单位（更准确地说是临时编组的小队）。这类单位需快速机动，以应对敌军坦克的推进。尽管最初计划为其配备车辆，但真实的情况是，有自行车可用时，士兵们往往只能骑乘自行车行动。乍看之下，这或许是绝望甚至荒谬的做法，但自行车实则具备多项优势：无需燃料、几乎无噪音（便于隐蔽机动）、操作与维护简单，即便是训练不足的新兵也能快速上手。
其核心战术思路十分简单：小型机动小队隐蔽接近敌军装甲车辆，近距离发起攻击后迅速撤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战术简陋且背后满是绝望，这些小队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仍取得了一定战果。
然而，关于这类部队的整体历史、编制及常规用途，现存记载极为有限。除少数书籍提及和几张照片佐证外，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不清楚它们是否有专门的部队编号。当时大多数人都在盟军持续轰炸、粮食短缺与基础设施全面崩溃的困境中挣扎求生，哪里还顾得上记录这种信息？
纵观历史，人类出行曾受限于单日步行距离。马匹及其他动物的驯化带来了新的交通方式——骑乘动物或用其拖拽马车等交通工具。但对多数人而言，这类方式既不易获取也不廉价，步行仍是唯一选择。
19世纪初，居住在曼海姆附近的德国发明家卡尔・德莱斯（Karl Drais）试图寻找动物动力交通的替代品，一种无需依赖马匹就能提高出行速度的工具。经过多次试验，他研发出一款创新装置：一个带有两个轮子的简单车架，骑行者跨坐其上，用脚蹬地即可向前推进。
1817年6月，德莱斯完成了这项发明并测试成功。尽管设计简陋，部分人甚至觉得它怪异可笑，但它却是现代个人交通工具发展的突破性一步。德莱斯将其命名为“Laufmaschine”（德语意为“跑步机器”），如今它被公认为现代自行车（部分地区也称之为“ velocipede ”，即“脚踏两轮车”）的前身。
现代自行车的前身是结构简陋的装置，多由木材制成。早期设计的基本要求骑行者用脚蹬地驱动前进。尽管构造原始，但相较于步行，它能明显提升出行速度。
这一想法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自行车设计一直在改进，例如增加了曲柄和脚踏板。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开始大规模生产一种更先进的“脚踏两轮车”（velocipede），标志着自行车时代的真正开端。尽管有人尝试过多轮设计，但最终证明，两轮设计（最初是“高轮自行车”样式，后逐渐演变为如今的自行车形态）是效率最高、最经久耐用的。
20世纪时，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已将自行车用于多种用途，主要供通信兵使用，为步兵部队提升机动性，并运输物资。即便是没有骑行经验的士兵，也能快速掌握骑车技巧。自行车结构坚固简单，便于在野外维修保养。
19世纪末，自行车逐渐被欧洲各国军队采用。当时，可靠且易获取的交通工具十分有限，自行车凭借廉价高效的特点，成为部队转移人员的重要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行车的使用更广泛。对于无力承担马匹饲料费用的贫困国家军队而言，自行车成为了马匹的有效替代品。尽管许多军队逐渐实现摩托化，但自行车仍是提升特定部队（如侦察队甚至骑兵支援部队）机动性的超高的性价比选择。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全副武装的步兵步行时速最高约5公里，而骑自行车的士兵时速可达16公里，且不易过度疲劳。在理想条件下，骑行者单日行程可长达160公里。
遇到崎岖地形或河流等障碍时，士兵可短距离搬运自行车。但自行车也有局限性：它在维护良好的道路上表现最佳，陡峭山路、茂密森林、崎岖地形或其他自然障碍会大幅度降低自行车部队的机动性。因此，明智的指挥官会充分的利用自行车部队的速度与机动性，同时精心规划路线，尽可能避开无法通行或限制通行的地形。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和机动车辆普及，自行车的军事用途开始衰退，逐渐被淘汰。不过，瑞士、瑞典等国的军队至今仍在一些范围内使用自行车，大多数都用在训练和演习。
但对于资源匮乏、无法为部队全面配备车辆的军队和游击队而言，自行车仍有用武之地。越南战争中的越南军队就是典型例子，他们常利用自行车在复杂地形中运输人员和物资。
越共部队普遍的使用简易自行车运输人员、物资和武器。这些自行车可自由移动，且难以被美军发现。毫不夸张地说，自行车在越南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大多数现代军队已不会再使用自行车，但它仍是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自行车被用于通勤、运动、货运和休闲，且这种用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延续。
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陆军开始尝试使用自行车。经过一系列成功试验后，1908年，自行车正式被列为通信兵和信使的装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自行车已在德意志帝国陆军中普遍的使用。在德国军事术语中，自行车被称为“Fahrrad”，简称“Rad”，使用自行车的士兵则被称为“Radfahrtruppen”（自行车兵）。一战后，协约国并未禁止德国使用自行车，因此它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自行车首次传入德国以来，它迅速普及，至今仍广受欢迎。除军方使用外，平民、公职人员、警察以及各类体育休闲自行车俱乐部也广泛使用自行车。“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还将自行车纳入训练内容，教授成员骑行和维修自行车的技能。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德国军方使用的标准自行车是“Truppenfahrrad 38”（简称“Tr Fh 38”），战争后期又补充了简化版的“Truppenfahrrad 42”（简称“Tr Fh 42”）。但由于各类装备（包括自行车）普遍短缺，实际使用的自行车型号五花八门，既有民用自行车，也有缴获的外国自行车被改造后用于军事用途。例如，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时，缴获了大量奥地利军用自行车；在后续占领其他几个国家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也屡见不鲜。
德军广泛将自行车用作交通工具，尤其在普通步兵部队中，有时摩托化师也会使用。根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陆军军事条例，每个步兵团的第一营都应配备自行车。由于机动车辆和卡车长期短缺，整个战争期间，自行车始终是德国普通步兵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使用自行车的步兵单位被称为“Radfahrbeweglichemarschgruppe”（德语，意为“自行车机动行军群”）。
步兵指挥部设有配备自行车的通信兵分队和士官分队，小型医疗分队也使用自行车提升机动性。自行车的日常维护由使用者个人负责，但每个师都配备了小型自行车维修分队，以处理需要复杂维修或高成本更换零件的情况。自行车还被用于步兵师的侦察部队：少数装备精良的前线步兵师会用装甲车执行侦察任务，但大多数师仍依赖配备自行车的侦察分队。此外，步兵师指挥部通常设有小型通信兵分队，通信兵有时会使用马匹或摩托车，但自行车是常见替代品，尤其在其他交通工具没办法使用时。
德国陆军中另一个常使用自行车的兵种是骑兵，尽管骑兵部队数量相对较少。一个骑兵自行车中队共配备138辆自行车，这些部队通常是骑兵与自行车兵混编而成。但实战经验表明，尽管自行车兵机动性更强，却难以与骑兵部队协同行动——马匹在崎岖地形上表现更出色，常会导致自行车小队掉队。到1943年，随着骑兵在德军中的作用大幅减弱，骑兵部队已变得十分罕见。
德军虽致力于实现部队摩托化和机械化，但车辆短缺使其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要大规模提升步兵机动性，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自行车。尽管德国生产了数百万辆自行车，但仍不足以满足所有部队的需求。许多二线部队甚至部分前线部队不得不“无车可用”。照片中这位凝视着驶过的半履带车的士兵，或许正希望自己能乘坐这样的车辆机动。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德军的主要反坦克武器是37毫米PaK 36反坦克炮，除此以外还有少量反坦克步枪，但后者从未在德军中普遍的使用。到1941年，尤其是在遭遇新型苏联坦克（这些坦克对德军反坦克火力几乎免疫）后，德军迫切地需要更强大的反坦克武器已成为共识。
然而，增强反坦克炮火力意味着增加炮身重量，这带来了严重的运输和机动性问题。一个部分解决方案是将这些火炮安装在自行火炮底盘上。尽管这样的形式有一定效果，但自行火炮消耗宝贵的资源和燃料，且无法大规模配备给普通步兵部队。普通士兵仍缺乏对抗敌军装甲车辆的有效手段。
战争初期，步兵不得不依靠手榴弹捆、炸药甚至燃烧瓶等临时工具来破坏敌军坦克，运气好时或许能摧毁坦克。除了很快因实战表现不佳而被淘汰的反坦克步枪外，有效的远程反坦克武器几乎不存在。
直到1943年，两款新型步兵反坦克武器才正式列装：“坦克噩梦”（Panzerschreck）和“铁拳”（Panzerfaust）。前者是可重复使用的管状火箭发射器，后者是一次性无后坐力发射器。两者均使用聚能装药弹头，在有效作战距离内可击穿大多数敌军坦克的装甲。这些武器重量较轻，一两名士兵即可操作。它们首次让普通步兵有机会在安全距离内摧毁敌军坦克，且自1943年起被广泛使用。
由于这些武器可由人员携带，德军起初认为无需专门研发配备此类武器的车辆。少数情况下，德军确实制造过这类车辆，但通常产量稀少，且使用轻型底盘。不过，鉴于这些武器重量较轻，将其安装在履带式或轮式平台上并无明显优势——操作这类车辆的人员仍需冒险近距离接近敌军装甲，而这种任务更适合步兵执行。普通士兵可在隐蔽位置（尤其是城市环境或被摧毁城市的废墟中）轻松使用这一些武器。
此外，敌军坦克的视野通常有限，如何为其指示目标也是一大难题。尽管如此，在战争最后两年，配备这些反坦克武器的德军步兵仍给敌军装甲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在战斗转移到德国城市的废墟街道后。
尽管数量稀少且产量有限，但德军确实使用过部分配备“铁拳”或“坦克噩梦”的自行车辆。这些车辆机动性有所提升，但由于其武器射程远短于传统火炮车辆，作战效能受到限制。要发挥作用，它们必须近距离接近敌军装甲，而自身防护薄弱，风险极高。此外，武器发射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还会暴露其位置。尽管存在这些局限，这些车辆仍可被视为后来配备更先进反坦克导弹的车辆的早期雏形。
但到1944年末，严重的燃料短缺使德军将士兵运送到关键前线阵地变得愈发困难。此时，用自行车运输步兵成为一种更廉价、更可行的解决方案。德国军方和政治领导层中的部分人提出，将自行车步兵的低成本、高机动性与“铁拳”的火力相结合，组建临时机动反坦克猎杀小队——配备“铁拳”的步兵乘坐自行车，可快速部署到受威胁区域，且不易被发现。
遗憾的是，由于1944年末至1945年初德国局势混乱，关于这些部队的信息极为有限。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德军中央统一组织的行动，还是因局势所迫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没有可靠资料详细记载其作战使用情况，因此这一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推测层面。
不过，这一构想并非全新。早在战争初期，德军就曾尝试让自行车兵携带反坦克步枪，且这类部队在战斗中也有过少量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德军自行车被用于携带“Panzerbüchsen”（反坦克步枪）投入战斗，1940年5月西线战役期间就有此类记载。当时尚无专门的自行车部队，自行车大多数都用在提升机动性。但德军的反坦克步枪本身对大多数敌军装甲车辆基本无效。
现有资料中并未提及这种“自行车+铁拳”组合部队的具体编号。这很原因是这类战术通常是临时拼凑的——士兵利用手头现有装备就地实施，既无官方编制，也无系统规划。目前，人们最多只能将这种装置描述为“Truppenfahrrad Waffenträger”（德语，意为“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但这仍只是基于现有信息的合理推测。
德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自行车总数至今仍无确切数据。例如，欧宝（Opel）公司虽于1937年停止自行车生产，但据报道，该公司在数十年间共制造了超过260万辆自行车。仅1943年，德国工业界就交付了超过120万辆自行车，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占领国生产的自行车。再加上“铁拳”的大规模生产，从理论上看，自行车反坦克猎杀小队的数量可能相当可观。但需注意的是，这类战术和装备出现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德国几乎所有物资都已耗尽，包括自行车。巨大的损失和工业产能的衰退意味着，即便是自行车这种廉价交通工具，也成了“奢侈品”。因此，实际改造的“Truppenfahrrad Waffenträger”数量最多可能只有几千辆，甚至更少。无法准确估算其实际规模。
需明确的是，德军反坦克小队使用的自行车型号可能多种多样，部分甚至并非德国原产，也非为军事用途设计。由于物资短缺且许多部队为临时组建，士兵们只可以使用手头能找到的任何自行车，包括民用自行车、用各类零件组装的自行车，甚至缴获的敌方自行车。
二战爆发前，德国有十多家私营制造商生产自行车。由于生产商众多，早期自行车设计缺乏统一标准，外观和结构差异显著。
为避免这种多样性带来的后勤混乱，德国陆军尝试推进标准化，减少设计种类，并尽可能采购标准化零部件。但即便如此，要研发出可大规模量产的完全统一型号仍未实现，因此德军始终未采用真正统一的自行车设计。
德军使用的自行车遵循“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易于维护、成本低廉”的核心原则，其中“低成本量产”是首要目标。车架管材连接处采用粗大朴素的接头，便是这种成本控制策略的直接体现。此外，为进一步简化接头生产流程与野外维修难度，M42型自行车普遍配备了“格洛克纳拉格”（Glockenlager）中轴——这是一种如今已淘汰的德国压配式方锥中轴标准。压配式设计使得70毫米宽的中轴壳体内无需加工内螺纹，锻造时可使用更廉价的模具，后续机械加工步骤也大幅度减少；同时，方锥轴与轴承的组合结构，让士兵只需使用简易工具即可拆卸曲柄，完成中轴的维修作业。
德军自行车一般会用轻型金属车架，由外径较细的管材钎焊拼接而成。选择细管材的设计并非偶然，其目的是为车架预留更多空间，方便加装装备固定装置与储物容器。在战场上，常见德军军用自行车配备各类附件，例如在车架中三角的上管处悬挂手榴弹箱。
德军军用自行车的整体设计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军用自行车并无显著差异，均采用管状金属车架焊接而成。车架上会安装各类附件以存放备用装备，部分车型甚至配备可容纳三枚手榴弹的支架。需注意的是，图中这款自行车采用的是分体式曲柄（cottered cranks），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源于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设计差异，也可能是由于“格洛克纳拉格”中轴的替换零件短缺，收藏者不得不改用更易获取的汤普森（Thompson）式中轴与分体式曲柄做维修更换。
，车架用于固定车轮轴的开口结构）的标准位置。动力由脚蹬踏板提供，通过链条传递至后轮。踏板主体为金属材质，早期通常包裹木质或橡胶垫；但
德军自行车未配备链条护罩，部分原因是认为其非必需部件，更重要的是省去护罩可显著降造成本。同时，无链条护罩也让链条维护（如在崎岖地形骑行时链条脱落的重装作业）变得更简便。尽管省略了链条护罩，自行车的前后轮均安装了挡泥板，避免骑行时泥土与碎石飞溅。
），由一块橡胶刹车片构成，制动时刹车片直接挤压轮胎以减速。不过，自行车的主制动装置是倒蹬刹车（
骑行者反向蹬踏板时即可触发制动。尽管难以通过历史照片准确判断，但现代市场上流通的
车把采用易拆卸式设计，不仅便于快速拆卸后紧凑收纳，还能降低自行车被缴获或盗走的风险；同时，这种设计也允许士兵依据自己需求微调车把位置，提升骑行舒适度。
车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下方装有螺旋弹簧以提供缓冲。车座材质多样，包括皮革或橡胶，但橡胶材质在战争后期因物资短缺变得愈发稀缺。
为满足夜间骑行需求，自行车在车把正前方安装了一盏照明灯。该灯配有延伸式灯帽，可将光线导向下方；必要时，骑行者还可在灯上加装遮光罩（
灯具通常由安装在前叉叉臂上的瓶式发电机（bottle dynamo）供电：骑行者将发电机下调至工作位置，车轮转动时，轮胎与发电机上的小轮接触，由此产生驱动灯具所需的交流电。极少数情况下，也会使用电池供电。
受德国严格的自行车安全法规要求，自行车的踏板上装有反光片，车尾还装有一枚红色反光板。但自行车部队在夜间机动时，常会拆除这些反光装置；
年后，由于物资匮乏，反光装置彻底从生产环节中取消。其中，红色车尾反光板因在使用中易损坏或丢失，实际使用率本就极低。
自行车的标准配置还包括车铃、打气筒与一个装有备用零件的小盒子。后轮上方装有行李架，大多数都用在承载士兵的个人装备，必要时也可运输额外弹药与补给物资。该行李架还具备运输轻型武器的能力，例如
毫米迫击炮，或重机枪的三脚架等部件。除此之外，骑行士兵通常还会贴身携带个人武器，最常见的是步枪或冲锋枪。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配置仅为理想状态下的标准设计。事实上，反坦克小队使用的自行车完全取决于“当时可获取的资源”——可能是军方配发的制式自行车、缴获的敌方自行车，甚至是从平民手中征用的自行车。但无论来源如何，绝大多数自行车的基础设计一致，差异仅体现在部分零部件或车架整体造型上。
“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Truppenfahrrad Waffenträger）的核心武器是“铁拳”（Panzerfaust）反坦克发射器。这种武器成本低廉、一次性使用、重量轻，却是极具杀伤力的便携式反坦克装备。尽管“铁拳”的总产量高达数百万具，但其具体研发历程的文献记载却十分有限。这并非因为德军缺乏记录意识，而是由于该武器的主要生产商——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HASAG）的工厂在战争末期被毁，大量相关记录也随之湮灭。1945年4月，盟军部队逼近时，该工厂经理、党卫军少校保罗・布丁（Paul Budin）为防止技术落入盟军之手，引爆了工厂，自己也在爆炸中身亡。
“铁拳”的研发目的，是让士兵能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发射聚能装药弹头（shaped-charge warhead）。这种空心装药弹头（即破甲弹，HEAT rounds）对敌方装甲目标极具杀伤力，其核心优点是：与传统动能弹不同，它的破甲能力不会随射程增加而减弱。该武器的设计核心是“单人操作”与“无后坐力发射”，这两个特点使其对步兵而言既简单易用，又能高效作战。
“铁拳”的研发工作始于1942年末，HASAG公司组建了一支由海因里希・朗韦尔博士（Dr. Heinrich Langweil）领导的团队，成员包括150余名技术人员、科学家与工人。1943年，该武器的首个型号“Faustpatrone 42”（42型拳弹）正式列装德军。
这种早期型号由一根小型金属发射管构成，管内装填发射药，前端装有聚能装药弹头。士兵发现目标后，通过简易且低成本的发射机构瞄准射击：发射药引爆后，产生的燃气从发射管尾部排出，操作人员几乎感受不到后坐力；弹头飞出发射管后，尾部会展开四片稳定翼，通过旋转保持飞行稳定。发射完成后，发射管即可丢弃。尽管早期“铁拳”已具备作战能力，但仍存在很明显局限，尤其是射程较短且爆炸威力相对有限。
弹头发射后，聚能装药弹头会展开稳定翼，其顶部装有大型触发引信，设计目的是在撞击敌方坦克等目标时立即引爆。破甲弹不仅对装甲目标有效，对软目标（如步兵集群、简易工事）的杀伤效果也十分显著——这得益于其引爆时产生的强大爆炸冲击波，虽与高爆弹（high-explosive rounds）的冲击波不完全相同，但杀伤效果已十分接近。
然而，“铁拳”的研发并未止步于此。1943年末，改进型“铁拳30小型”（Panzerfaust 30 Klein）与“铁拳30大型”（Panzerfaust 30 Groß）相继列装。改进型号采用更长的发射管，并配备了威力明显提升的弹头。此后，德军又陆续研发出多款基于同一核心设计的改进型“铁拳”，每一代型号的射程与作战性能均有所提升。
注：Pzf 为 “铁拳”（Panzerfaust）的缩写；型号名称中的数字代表该武器的有效射程（单位：米）。
1943年至1945年间，这款武器至少研发并投入实战了5种不相同的型号。尽管核心设计基本保持一致，但各型号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有效射程——射程数值直接体现在“铁拳”的型号名称中，范围覆盖30米至150米。
到战争末期，“铁拳”的总产量已达数百万具，不仅被德国正规军事单位普遍的使用，后期仓促组建的“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及准军事部队也在东西两线大量配备。平均而言，党卫军和陆军的各类步兵师会分配到约2000具“铁拳”，这些武器会根据作战需求调配至前线使用。由于“铁拳”简单易操作、所需训练极少，德军从未设立专门的编制或特种部队来操作它，普通士兵只需短暂培训就可以有效使用。
1944年后，德军部队大规模配备“铁拳”的场景已十分常见。这些武器会根据作战需求批量发放给步兵，无需依赖特种部队操作。
由于产量巨大，许多“铁拳”最终流入德国的最后防线部队（如“人民冲锋队”）手中。其操作简单便捷的特点，使得培训这些临时组建的“士兵”使用该武器相对容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找到合格的教官，比供应“铁拳”本身更困难。
对于“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Truppenfahrrad Waffenträger），德军士兵会在自行车上加装两具“铁拳”（具体型号取决于当时的装备供应情况），并尝试了多种武器固定方式。
从现存照片来看，最常见的携带方式是将两具“铁拳”固定在自行车前叉上。部分情况下，士兵会使用夹具或支架将武器牢牢固定在车头位置；但也有照片显示，“铁拳”仅用绳子甚至缎带简单捆绑固定。
无论采用哪种固定方式，“铁拳”的爆炸弹头均朝上，正对着骑行者——这显然会让骑行过程既不舒适，又存在潜在危险。若将弹头（即武器较粗的一端）朝下固定在车轮轴附近，虽能避免朝向骑行者，但会导致自行车在狭窄空间内机动困难，且弹头易碰撞到物体而损坏链条。尽管“铁拳”配备了安全保护装置，但仍存在风险：击针故障、机械失灵或意外撞击都可能触发武器，对骑行者构成严重威胁。
1945年，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拍摄的这张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照片中，可清晰看到自行车前部的武器安装方式。
这些面带笑容的士兵（照片拍摄用途可能是宣传），用看似绳子或缎带的物品固定着两具“铁拳”。尽管这并非理想方案，但最终仍能满足使用需求。
后来，德军中有人或许意识到携带两具弹头朝上的武器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改进固定装置：在自行车后轮上方加装一个木质支架，将“铁拳”的爆炸弹头固定在支架上，同时将发射管尾部与自行车车架相连。这种方式安全性明显提升——若发生意外引爆，至少弹头会朝向远离骑行者的方向，不会直接作用于自行车或骑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配置会让骑行变得十分不便。
此外，德军还设计了另一种自行车携带“铁拳”的方案：在自行车后轮上方安装木质支架，将“铁拳”发射管的尾部与自行车前车架连接。从现存照片来看，尽管这样的形式安全性稍高，但使用频率似乎更低。
自行车反坦克小队本质上由一名士兵独立操作，该士兵同时承担骑行者（驾驶员）和主武器（“铁拳”）操作者的双重角色。
德军军用自行车最初采用缎面黑涂装，仅铬镀层或镍镀层部件除外。投入军事使用后，为提升伪装效果，许多自行车被重新漆成“原野灰”（Feldgrau）。战争后期，部分自行车还采用了各类迷彩图案；但由于自行车体积较小，无论是不是伪装，本身就难以被发现，因此绘制复杂迷彩常被视为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反坦克小队在伏击敌方车辆前，更可能使用树枝或其他可获取的材料来隐蔽自行车。
德军军用自行车通常没有醒目的标识，车架表面面积有限，无法容纳大型徽章或insignia（徽章/标识）。但自行车上一般会有小型冲压铭文，标注制造商、序列号，通常还会包含生产日期。
标准德军自行车一般会用缎面黑涂装，部分情况下也会使用原野灰。照片中这款自行车的涂装似乎就是缎面黑。
战争后期，自行车的迷彩涂装种类多样，具体取决于可用的涂料材料和涂漆者的个人偏好。图中这款自行车就采用了“深黄色”（Dunkelgelb）与绿色的组合迷彩。
在深入探讨之前，有几点需要明确说明。士兵使用自行车，并不代表部队会骑着自行车、从车座或车把上向敌人前线直接冲锋射击。事实上，自行车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一经发现敌人或部队遭遇火力攻击，步兵便会下车，徒步与敌人交战。类似龙骑兵的作战方式。
二战后期，德军尝试组建配备“铁拳”反坦克发射器与自行车的小型反坦克小队，遵循的也是这一原则。军方并未要求这些士兵骑着自行车冲向坦克并在骑行中开火，这样的做法既无异于自杀，也完全无效。即便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也不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决策。
相反，这类小队的任务是快速从一个地点部署到另一个地点，找到比较合适的伏击位置，等待敌方装甲车辆进入射击范围。一旦目标进入射程，他们便会开火，旨在制造混乱，随后撤回到安全区域。
即便在德军早期使用自行车的阶段（如这张一战时期的照片所示），自行车也并非用于全速冲向敌人。那样做只会导致骑行者阵亡，并且胡乱射击会浪费弹药。自行车始终只是一种交通工具。一经发现敌人，骑行者就会下车，利用掩护发起攻击。
关于这些战术的确切起源和实战运用，目前仍不明确。但在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德军开始使用自行车运送配备“铁拳”或“坦克噩梦”（Panzerschreck）的反坦克小队。尽管当时德国仍保有规模可观的军事力量，但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问题，且其部队调动还受到盟军对地攻击机的严重干扰。
为应对这一局面，部分德军部队开始部署自行车反坦克部队。这些轻装小队机动性强，能够隐蔽设伏，伏击推进中的盟军装甲车辆，且不易被发现。这类战术似乎在1944年9月前后首次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遗憾的是，关于其作战运用的记载极少，因为这些小队很可能是利用当时可调动的人员和装备临时组建的部队。尽管德军在战争结束前一直使用自行车运送步兵，但自行车在运送反坦克小队方面的具体运用情况仍不明确。不过，自行车很可能仍被用于这一目的，只是未必隶属于专门的部队。
到1944年末，由于燃料短缺，自行车成为在快速变化的前线中快速运送部队的最常用方式之一。1945年3月，这些部队在前往巴拉顿湖迎战苏军的途中，与一支装甲纵队擦肩而过。
“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Truppenfahrrad Waffenträger）最常见的使用者之一是非正规军事编队，尤其是“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即国民民兵），甚至包括希特勒青年团成员。1944年10月，希特勒通过一项特别命令组建了人民冲锋队，目的是将未服兵役的平民（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的男性）组织起来，组建准军事部队，协助保卫德国本土。
从理论上讲，德国本可以动员数百万这样仓促训练、陷入绝境的人员。但到1945年4月，实际仅组建了约100个规模各异的营。这些部队的作战效能受到严重限制，不仅因为人员大多过于年轻或年老，还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甚至连训练少量部队的合格教官都严重不足，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训练也仅限于最基础的军事指导。
另一个主体问题是武器装备匮乏。德国陆军几乎征用了所有剩余的可用装备，留给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大多是过时、磨损或缴获的武器。唯一能大量供应且价格低、易于操作的武器，便是“铁拳”反坦克发射器。例如，到1945年1月，这些部队仅配备了约2900挺来源各异的机枪和40500支步枪，却领取了超过40万具“铁拳”。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铁拳”简单易操作、成本低廉，它往往成为唯一能大量供应的武器，被用来装备德国陆军剩余部队（甚至平民），作为阻止盟军推进的最后努力。这张照片中，一名教官正在向一名妇女指导如何操作这种武器。
根据小胡子的直接命令，人民冲锋队的编制中应包含专门的反坦克部队，并对其进行训练。但实际上，人民冲锋队从未设立单独的反坦克分支。这还在于有效反坦克武器严重短缺，除了少量缴获的、且大多已过时的苏联反坦克炮外，“铁拳”是人民冲锋队唯一能广泛获取的反坦克武器。
1944年10月16日发布的人民冲锋队组建官方命令（B部分：武器训练）规定，部队需接受“铁拳”使用训练。但这一指令从未大规模执行。对这些部队而言，能亲眼目睹一次“铁拳”实弹射击演示，就已经是极为幸运的情况了。
有一份文件可以证明德军曾组建机动反坦克小队：1945年3月28日，德国党卫军全国领袖、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及陆军官员共同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提到了为抵御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保卫德国城市和前线阵地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该法令讨论的要点之一，便是由志愿者组建临时反坦克小队，为保证机动性，这些小队将配备自行车或其他可用车辆。
但实际上，由于车辆和燃料严重短缺，人民冲锋队的反坦克小队即便能获得交通工具，最多也只有自行车，而自行车往往也难以获取。部分可用的自行车被快速反应小队用于将人员运送到被围困城市的不一样的区域，或增援前线阵地。配备“铁拳”的小队通常身处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他们必参与近距离城市作战，寻找合适位置伏击敌方坦克。尽管训练更有素、经验更丰富的正规陆军部队执行此类任务时能取得一定成效，但肩负这一使命的人民冲锋队却完全准备不足。
人民冲锋队的队员通常缺乏经验、装备简陋，且士气低落、训练不足。他们只能完全依靠直觉和判断寻找伏击敌方装甲车辆的最佳位置，往往需要等坦克逼近到危险距离才能发起攻击。这几乎是自杀式任务，即便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兵，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完成。
人民冲锋队还得到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支援，这些年轻人被征召来补充人力。与人民冲锋队一样，这些年轻新兵仅接受过临时且基础的训练，却仍需对抗推进的盟军部队。
尽管德军处境艰难，但对进攻方而言，攻占一座废墟城市绝非易事。德军曾在斯大林格勒面临的困境，如今轮到苏军承受。每一栋房屋或建筑里都可能隐藏着配备反坦克武器的防御者，苏军坦克甚至有可能在乘员意识到遭到攻击前就被摧毁。鉴于“铁拳”的穿甲能力，在如此近距离的城市作战中，没有一点坦克能提供足够的防护。
因此，尽管苏军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却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遭受了惨重损失，坦克损失尤为严重，其中许多是被“铁拳”摧毁的，甚至有可能是被那些在布满瓦砾的街道上悄然移动的防御者击毁的。尽管有资料提到，尽管“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小队具有临时组建的性质，但他们在对抗苏军装甲部队时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然而关于这些战斗的精确详细记录却十分匮乏。因为到1945年，德国陆军中几乎已无人有精力记录此类事件，尤其是在人民冲锋队这样的非正规部队中。
据报道，1945年1月至5月期间，苏军在与德军的战斗中损失了超过1.1万辆装甲车辆，仅柏林战役中就有近2000辆车辆被摧毁。这些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由“铁拳”等德军便携式反坦克武器造成的。也有可能其中部分车辆是被“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这类临时反坦克部队摧毁的，但具体数量无从知晓，且很可能永远无法查明。
无论是人民冲锋队还是正规部队，都常常在瓦砾堆后、被摧毁的建筑内或临时防御工事中设伏，等待敌人靠近。一名士兵或一小队人员很容易在城市废墟中隐蔽起来，从这样的掩护位置发起攻击，有很大概率击中目标，随后趁混乱撤离。但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战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苏军经常动用大量步兵保护坦克，这使得隐藏的防御者极难不被发现，也难以安全撤离。
最终，自行车反坦克部队只是德军为扭转已基本注定失败的战局所做的最后努力。盟军兵力实在过于庞大，而德军无论是在人力方面，还是在组织有效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方面，都已严重枯竭。这两名年轻士兵最终在西线某处被俘，他们丢弃的自行车上各装有两具“铁拳”，静静躺在地上，成为这场徒劳抵抗的无声见证者。
如今，尽管作为二战历史的一部分，“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相对鲜为人知，但仍有少量实物（甚至复制品）存下来。其中一些收藏于德国的博物馆，至少有一辆在英国博文顿坦克博物馆（Bovington Tank Museum）展出。
有趣的是，一些国家的军队在战后仍在继续尝试类似理念。在欧洲部分地区，如瑞士和瑞典，自行车仍是运送部队和训练人员的低成本方式，因此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继续被军方使用。这些自行车常被用来运送配备反坦克发射器的士兵。
与二战时期不同，这些部队不再是仓促训练的民兵，而是更专业、准备更充分的士兵。当然，使用自行车主要是出于成本效益考虑，尤其是在没有办法获得更先进的装甲车辆或其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尽管装甲车辆能提供更出色的安全性、速度和续航能力，但不起眼的自行车仍是一种简单可靠的备用选择，尤其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时。
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军队仍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自行车。有时，这些自行车会被用于运输各类武器和装备。例如，在瑞士的一个军事展览中，就展示了一辆配备反坦克火箭发射器的自行车和一辆配备机枪的自行车。
乍看之下，“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的理念似乎源于一种绝望甚至荒谬的想法，用自行车阻止推进的敌方坦克。尽管初听上去很荒唐，但真实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自行车本身从未被设计用于直接参与战斗或对抗坦克，它仅仅是一种简单实用的交通工具。它无需燃料、噪音极小、易于操作和维护，且体积小巧，便于隐蔽。在二战期间，普通自行车在部队机动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一贡献却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过时且无效。
为自行车部队配备“铁拳”等反坦克武器，使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快速转移。例如，在城市作战场景中，骑行者可以在被围困城市的街道上悄然移动，避开敌人的注意力。到达位置后，他们会下车，找到隐蔽的射击点，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敌方车辆发动突袭。理想情况下，他们随后会迅速回到自行车旁，在敌人查明攻击来源前撤离。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坦克很可能就是被这种机动灵活的非常规方式摧毁的。
然而，“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并非没有缺陷。使用这类装备的部队（由训练不足的人民冲锋队或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组成）往往缺乏操作“铁拳”的正规指导；自行车绝对没装甲防护；尽管“铁拳”效果非常明显，但其最佳射程通常限制在100米左右（具体取决于型号）；此外，该武器射击时会产生非常明显烟雾，极易暴露操作者的位置。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部队自行车武器运载车”的理念仍是一种创新且低成本的方案，既能运送部队，又能为他们配备摧毁重装甲目标的手段。它印证了二战后期德军战术的应变能力，也反映了这种背后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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